（二）几种特殊的执行依据 附条件的执行依据。

目前需要着力尽快完成的一个工作重点转向，就是要从人大对具体案件的单纯实体正误判断型的监督范式中走出来，实现监督模式在内容或指向上的及时更新。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的组织化表现形态就是大会监督和常委会监督。

简言之，广义上的程序监督实际上包括了除实体监督外的全部可监督内容，也包括有这些内容所产生的软环境监督，如司法文化、司法作风、司法伦理、司法廉洁以及所营造的司法环境等等的监督。当权利型监督无济于事时，它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作为权力型监督的人大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检察监督是如此，其他的监督，尤其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如监察部门的监督，更需要通过人大监督来加以具体的推动和保障。[2] 阚柯：《九届全国人大监督工作的新进展》，载《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第25期。

然而，现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或者基本超越了第一个阶段，也即有法可依的阶段。要防止在监督中完全受制于被监督者意见和安排的现象，要在与学理的高度关联中体现和强化监督的自主性和超前性。何以如此？马克思首先明确了政治解放的含义，他指出，所谓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此时国家作为国家排除了宗教，其在法理上获得了完全的统一{10}174-175{14}170。

总之，虽然政治解放完成了，但是人自身并没有实现解放，人自身的解放只是来临中的。如果自然状态有可能安宁和平，那么人为何还要离开它，或者说社会状态何以会出现？这涉及到洛克关于劳动与财产的理论。经过努力，这两者可谓都实现了，可是，在革命的终了，我们却发现政治解放得以实现，民主国家得以建立之后，却又郑重地宣布了把自己和他人、和社会隔离开来的自私人的权利。国家将原本存在于物质生活中的那种政治性抽离出来，剩下的变成一种自私生活，这种生活的一切前提不再带有政治性。

笔者在此遵从付子堂教授的观点。{14}183由法律像地界界标一样确定了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权利范围之后，个人就在这一界标之内营造自己自私自利的世界，这项权利是分离的、狭隘的、封闭在自身之内的私人权利。

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既然如此，工具性的利维坦何以对个人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对此，洛克（John Locke,1632 -1704）就曾评论道，人们之所以舍弃自然状态的自由而加人社会，甘受社会约束，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如果没有对于权利和财产的经常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其和平与安宁，人们根本不会加入社会。卢梭更是深入分析了基督教给人类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一旦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创立福音之国，他就割裂了原本统一的政治世界，自此人类永远处在两种国度的争执之中，不得安宁。封建社会瓦解了，只剩下自己的基础—人。

资产阶级宣扬，人人平等，所有的人，不管其宗教信仰是什么，都能够以个体的身份加入政治国家当中。这种矛盾决定了人还依然是异化中的人，要解决该矛盾而最终实现人本身，就还要进一步的批判和革命下去，直到人本身的解放。但政治社会中的人面临着新的、更可怕的危险，那就是暴政或绝对任意的权力，这种权力引发的战争可能远比通常之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糟糕得多，为此，人必须奋起反抗。为了保护财产，也为了避免因财产争执所引的战争状态，人们需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放弃自然状态进人公民社会。

当基督教国家把国家形式降低为外观时，也就同样把宗教降为外观。当然，不带有政治性的这种自私生活并没有消失，它还继续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于国家范围之外，市民社会之中。

原初积累的不同又会影响进一步积累，因为货币可以带来机会{6}31-32。{6}6-7由此看来，在洛克的论证之中，生活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所遵循的自然法有两个基本点：保存自己，保存人类。

要解决这一深层矛盾，不能向现代启蒙思想家一样仅仅停留于对彼岸世界的批判，不能仅仅满足于将宗教从公法的领域逐人私法的领域，还应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世界，批判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为犹太人的实际精神—金钱—所统治，这种实际精神通过基督教的普遍同质的个体而扩及整个市民社会。{5}239 洛克认为，既然自我保存是人的基本权利，人从自然界获取食物维持生存就是正当的，而且只要条件允许，人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使生活变得舒适。{7}不过，在自然状态中生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这种首要欲望而陷人普遍的战争状态，因为人们的行为还要受制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独特规范—自然法{6}16,35，而理性就是这个自然法，它给人类以最初的指引，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它分解一切，并且不把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或最终的要素决不罢休。政治革命必然要打倒专制的封建主义，摧毁一切特权、公会、等级。按两位先生的翻译，自然状态中应该存在人类的幸福与苦难。

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一个结果。在此状态下，人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暴死。

{14}179总之，宗教之于政治解放后的国家成员还有必要性。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参见：付子堂．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6.） [3]具体论述详见：吴增定．有朽者的不朽：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意识[G]//渠敬东．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56. [4]自然状态第一次为霍布斯所提出，自此自然状态成为了探讨政治法律问题的核心概念。可见，战争状态的出现源于武力的不正当使用，不管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自然状态之中还是发生在社会状态之中。

洛克认为，一个绝对的政治权力并不一定就能完全消除自然状态的不便，给人提供有效的自我保全，更为严重的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远超过自然状态中的不便。不过，进路相同不等于内容一致，甚至一开始，洛克就与霍布斯发生了强烈争执。因而鲍威尔在其《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表达的有关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的观点可以视为现代自然法思想的逻辑结果，他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彻底解除，因而只要犹太人与其他人在政治上都放弃宗教，他们就能因成为公民而得到解放。可见，政治国家的完成并没有彻底的废除宗教，宗教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变了一种存在领域。

在霍布斯看来，人天生残忍，因而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而在洛克眼中，自然状态并不必然是战争状态，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有明显区别，尽管有些人把它们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像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和敌对、恶意、暴力和相互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不相同。在理论中，要像现代自然法思想所指明的那样，将所有个体都变成一个个的原子式的个体。

这一点在市民社会得以完全展露，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中，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行为准则。可以说，正是牛顿物理学给启蒙哲学对理性的信仰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因为鲍威尔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此时，国家乃是自为的存在，它不再依靠宗教给予合法性。

马克思直接指出，此观点既片面又自相矛盾。到那时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14}19，自己所拥有的原有力量和由这种力量所组成的社会力量将不再会因为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而跟自己分开来。有了货币，人可以将产品转换为货币而长期保存，在需要之时，货币也可以迅速变成所需之物，于是人们就会依托于货币不断地去扩张自己的财产，这一行动立马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人们为之雀跃欢呼之际，马克思却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内在矛盾，认识到了它的固有限度。

对人类生活实在有用的东西的最大部分，以及诸如世界的最初处于公有状态的人们所追求的生存必需品，如现在的美洲人所追求的那样，一般说来都是不能耐久的东西，如果不因有人利用而被消费掉，就会自行腐烂毁坏。启蒙哲学兴起以后，现代自然法思想家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将政治国家和基督教分开，因为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所要求基督徒具有的德行根本不是政治国家所需要的公民德行。

{14}194金钱在这里成了最高的存在，人们向它顶礼膜拜，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要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就只有消灭这种高度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金钱。

要实现人的最终解放，还得对政治解放本身展开批判。如此，现代自然法思想中的难题也才有了彻底解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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